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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杠杆的股票咱们这点粮食怕是都得进他们肚子

1942年哈尔科夫的饥饿与权力：乌克兰姑娘、德军士兵和一座城市的暗影

三月初，哈尔科夫的雪还没完全化掉。老柳树下有几只麻雀在翻着地上的面包屑。城里人说，这年头能看到面包渣都算运气了。

前些日子，我家邻居玛丽亚大婶悄悄讲过一句：“德国兵来了，咱们这点粮食怕是都得进他们肚子。”她儿子去了前线，只剩她和小孙女守着空荡荡的小屋。那会儿，德国第六集团军刚进城不久，到处贴着征用告示，什么牛羊、麦子、土豆，全给拉走了。晚上能听见远处磨坊炸裂的声音，一声闷响之后，就是死一般寂静。

据奥莱娜·兹维柴娜后来写书时回忆，那阵子的哈尔科夫，“整团整团”的德国士兵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他们住在原来的工厂宿舍，有时候成群结队到街上溜达，说是休整，其实多半是在找乐子。有姑娘被叫去营房帮忙洗衣服，有人看见谁手里拎个干瘪苹果就眼红半天。

我表姐塔尼娅当时才十八岁，她跟我说过一次奇怪事——有天夜里，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小伙塞给她一块黑面包，让她帮忙缝扣子，还顺带问有没有兴趣晚上一起喝点酒。“你要是饿极了，也许会答应，”塔尼娅眨巴着眼睛，“可我还是害怕。”

其实那时候，不光姑娘们害怕，大多数男人也早已不在家，要么战死，要么去了游击队，还有些被抓走送去劳改营。据村口卖烟叶的大爷说，他亲眼瞧见一个德军下士每晚换不同女人进出营房，“都是本地人家的闺女，可怜呐。”

还有更难堪的话题。有传言说基辅甚至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不过没人敢细讲。我外婆年轻时做过医院清洁工，她偷偷告诉母亲：“死人比活人多的时候，就什么都有可能。”而对很多孤身女人只要孩子能活命，就只能咬牙低头，把羞耻吞下肚皮。

其实不仅仅是在哈尔科夫。在克里米亚，当地居民也快被逼到绝路。当年的11集团军指望从这里弄点油水回去，可红军撤退前把仓库全炸了。一位名叫格奥尔格·施密特的老德兵曾经写信抱怨，说“我们想拿粮食，但啥都没剩”。他还提到，每天十几个当地百姓饿死街头，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凄惨。

再往南边一点，小镇上有个民谣流传下来：“德国兵来敲门，一袋土豆换一吻；明早醒来又饥寒，只盼太阳别升起。”唱的人笑中带泪，听的人心里发凉。这种歌后来据说还让驻扎当地的一位少校大发雷霆，下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毕竟大家嘴上可以闭紧，肚皮却不能填满。

战争期间，总有人试图把自己摘干净。例如那个四十岁的奥托·希尔格，他给妻子的信中描绘同僚如何夜夜寻欢，自称“自己很正派”，但字缝间还是透出几分自欺。他写道：“某人在结交女士方面露出了真面目……他不断纠缠直到得逞……”末尾又加上一句让人妻读起来五味杂陈的话，“你同意吗？”仿佛想求个宽恕似的。但真相如何？谁知道呢，人心隔肚皮罢了。

至于党卫军那些小伙，他们倒是不藏掖。有个叫赫伯特·梅格尔的小鬼才16岁，在部队日记本上画满乌克兰姑娘侧脸，还标注哪位厨娘最好看。他记载春天劫掠后几周内，每晚都有“丰满成熟”的女人被领进宿舍，有的是主动来的，为了一顿热饭或两根香烟；有的是半推半就，被生活逼到了墙角。这种事，在当年的铁道沿线村庄已经成了公开秘密。不止一次有人撞见德官强行驱赶老妇、小孩，为的是腾地方留给新来的“客人”。

哈萨克裔工程师阿列克谢后来向研究者描述，那一年冬末，他为修铁路桥跑腿送材料，经常碰到本地妇女故意靠近哨所，希望讨口汤喝或者换点肥皂。“偶尔还能遇上一两个胆大的女孩，会主动递张纸条，上头歪歪扭扭写着‘愿意陪聊’之类的话。”

类似现象并非单独存在于某一区域。据汉堡社会研究所1995年展览记录，当局对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缓解占领区矛盾的一种方式。不过高层终究还是担忧影响部队风纪。曼施坦因元帅私底下警告属下别太沉迷温柔乡，否则容易坏大事。但基层将校对此无动于衷，因为现实太骨感——没有粮票，没有人性脆弱如窗纸，一捅就破碎满地渣滓，再没人拾起来拼好它原样模样。

戏班子的故事最离奇。当时驻扎郊区的一支警卫旗队请来了由漂亮俄罗斯女子组成的小剧团，据现场观众回忆，每次演出结束后总免不了跳舞饮酒，然后就是散场后的默契安排：姑娘们跟随挑中的党卫军成员离开，大多消失在城市边缘那些临时占用的大宅院。一夜之间，她们可能得到一些肉罐头或者糖果，而第二天下午，又若无其事坐公交车返回市中心集市摆摊卖针线包。据目击者安东诺娃老太太（已故）生前絮叨，这些年轻女子往往连名字都懒得问彼此，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再遇见熟脸孔，更不会关心昨晚是谁先哭出来，又是谁先笑出来收拾残局。

偶然间还能听闻一些滑稽插曲，比如1939年来自利沃夫省的新移民尤拉叔，他靠变魔术骗吃骗喝混入剧团后台，被发现后差点挨揍，多亏替指挥官找丢失怀表立功才躲过去。从此以后尤拉叔便以“万能小丑”身份继续混迹各路演出场合，对世道人情看得通透，却始终保留一句话挂嘴边：“命苦不能赖别人，也别全赖自己。”

转念想到这些零零碎碎旧闻，如今坐在厨房灶台旁削土豆皮，总觉得历史不是教训，是生活琐屑，是饭桌上的闲谈，也是巷口老人打牌吹牛里的嘀咕声。而那段灰蒙蒙年代留下的人和故事，多数早已随风飘散，只剩下一些未完待续的问题，比如玛丽亚大婶最后有没有等回自己的儿子？塔尼娅是否真的嫁去了外乡？没人知晓答案，也许只有院墙根那棵榆树最清楚，它今年春天依旧抽芽发绿，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